根据《汉书》的记载，周朝将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分封在宋地（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因为这里曾是商朝始祖阏伯（商契）的故地。这一安排显然是为了让商朝遗民回到他们祖先的发源地。如果宋地确实是商族的祖地，那么这里理应保留着商朝早期的历史遗迹。
为了验证这一历史记载，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与中国考古团队合作，启动了商丘计划，旨在寻找商朝建立前的先商文化遗迹。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勘探（见下图），考古队虽然成功发掘出西周时期的宋城遗址，并取得了一些重要发现，但始终未能找到大规模的先商时期遗迹，最终只能带着遗憾结束项目。
这不禁让人思考：究竟是考古队运气不佳，错过了先商遗址，还是《汉书》的记载有误，商丘并非真正的阏伯之墟？2010年，河北石家庄发现的一处先商遗址为这个谜题提供了新的线索，甚至可能改写商族起源的历史。
首先，让我们从甲骨文中的宋国说起。周朝将商朝遗民封在宋地并非偶然。先秦文献中，商与宋经常可以互换使用。比如商太宰见孔子中的商实际上指的是宋国。郭沫若等学者研究发现，宋字中的木在古代有桑的发音，而桑与商同音，因此两字可以互通。这意味着周代的宋国实际上就是商国的延续，这一发现可能为寻找商族真正的发源地提供重要线索。
展开剩余69%甲骨文中有一条重要记载：商王武丁曾封其子子宋于宋地。现代考古证实，商代的宋国位于今天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宋子城遗址。如果商相通，那么子宋于宋可以理解为子宋于商。考虑到商朝始祖商契曾被舜帝封于商地，这是否意味着商族的发源地其实在石家庄一带？
其次，石家庄地区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有力证据。1956年，在石家庄平山城西门外冶河东岸，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跨越仰韶文化到战国时期的遗址，虽然只有2.2万平方米，但包含丰富的商文化层。2010年，在石家庄鹿泉区北胡庄发现的先商遗址更为重要，面积达15万平方米，年代距今4000到3600年，是石家庄地区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先商遗址。
这一时间点与历史记载高度吻合。据史书记载，大约4000年前，商契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封于商地。石家庄文物局副局长张献中指出，先商、早商和晚商文化在石家庄地区都有广泛分布，从现有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可以确认石家庄地区是商汤祖先的发祥地。北胡庄遗址的发现，从实物证据上证实了滹沱河流域的石家庄地区确实是商族祖先发源地。
第三，考古发现揭示了商族南迁的路线。商族是如何从石家庄一带南下灭夏的？考古发现为我们勾勒出了这一过程。2014年，在薛庄附近发现的邯郸先商古墓群，其墓葬密度和出土文物数量在中国先商考古史上都属罕见。本世纪初，在河南濮阳高城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跨越多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其中包括具有先商文化特征的器物。
20世纪在邢台至安阳一带发现的漳河型文化，以及在河南新乡辉县发现的辉卫型文化，都印证了商族的南迁路线。特别是在辉县孟庄发现的先商古城，面积达12.5万平方米，城墙工事完备，表明当时的商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很可能与商族重要首领王亥有关。
综合这些考古发现，商族的南迁路线大致是：从石家庄出发，经邢台、邯郸、濮阳，最后到达新乡辉县，逐步逼近夏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最终推翻夏朝。商朝建立后，先后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地建都。这一系列发现对《汉书》关于商丘是商族发源地的记载提出了挑战。
这一新发现也解释了为什么商朝灭亡后，周朝将纣王之子武庚封在邶国（今河北涞水一带）。当武庚在周武王去世后发动叛乱失败后，他选择回到河北老家，这一点从涞水出土的邶伯铜器可以得到印证。同时，周朝将召公奭封在燕国（今河北一带），最初可能也是为了防范商朝残余势力。
关于阏伯之墟的真正位置，更多文献指向河南濮阳。《水经注》记载：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这表明史书中的商丘可能并非今天的商丘市，而是指濮阳一带。但根据商族起源的新发现，即便阏伯之墟不在濮阳，也应该位于河北南部到河南北部这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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